王国刚CPI上行不一定预示着通胀

不可将物价变动的复杂成因简单地归结到仅看CPI增长率走势就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水、电、燃气等方面的价格改革的展开是引致2010年CPI增长率呈正增长的重要成因。这种由政府调整价格所引致的CPI正增长是否也属于“通货膨胀”，需要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措施予以抑制？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不仅与政府的价格调整政策相矛盾，而且将引致更为严重的宏观经济紧缩后果。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王国刚

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CPI在1-3月份的上行走势的展开，通货膨胀又成为许多人热议的一个话题。在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国家中，CPI的确是衡量和判别通货膨胀的实践指标，但将这一指标简单照搬于中国实践是否合适以及相关对策的效应状态，是值得认真探究的。

通货膨胀的基本定义，无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指的都是因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物价普遍且持续地增长。在这一定义中有三个要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货币发行过多”。换句话说，如果物价上行不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致的，那么，这种物价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二是物价普遍上行。其内在含义是，如果CPI上行不是由物价普遍增长所引致的、只是由某一种或某几种商品价格增长所引致的，那么，这种CPI上行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三是“持续增长”。从逻辑关系上说，如果CPI上行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仅仅表现为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则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在现实中，西方国家一般以CPI连续上行6个月且超过3%为判别通货膨胀的尺度。

物价变动成因相当复杂

中国的物价上行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如果以年为计量单位，则CPI的变动始终没有停止，既有CPI上行的时期，也有CPI下落的走势，但总趋势是上行的。其中，就1998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而言，中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时期，但没有发生过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具体来看，2003年8月至2004年12月的CPI增长率上行（在2004年8-9月CPI增长率曾高达5.3%），主要是由粮食供不应求引致的；2007-2008年的CPI增长率上行（在2008年1-3月CPI增长率曾高达8%以上），主要是由猪肉及肉制品引致的。在这10多年时间里，非食品类产品的价格上涨率或者处于负增长走势或者年增长率不超过2%，因此，均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次物价变动的成因，不仅不尽相同，而且相当复杂。且不论CPI下落，就是CPI上行也有着多种情形：第一，价格向价值回归过程中的物价上行。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有着相当多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煤等）处于购销倒挂状态，采用财政补贴方式维系它们的生产销售。在80年代的价格改革过程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变“暗补”为“明补”（由此，在职工的工资中有了“副食品补贴”等科目），这自然引致物价上涨。第二，资源货币化过程中的物价上行。在中国传统体制下，诸如土地、技术等资源是没有价格的（这也是引致这些资源开发利用效能不高的一个主要成因）。90年代以后，这些资源的货币化进程大大加快（同时货币化程度也明显提高），利用这些资源的各种费用理应计入企业生产销售的财务成本，由此，必然推进商品价格的上行。第三，由商品供不应求引致的物价上行。这又可细分为商品的普遍供不应求、多数商品供不应求、几种商品供不应求和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等多种具体情形。商品供不应求必然引致物价上行，这是一般经济学原理，无需赘述。第四，由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引致的国内物价上行。这种物价上行的程度，既取决于国内对相关商品的自给能力和程度，也取决于相关商品的对外开放程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上大米等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上涨了2倍左右），中国市场中大米等粮食价格并没有随之同幅度上行，一方面是因为国产大米等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国产大米等粮食没有大幅进入国际市场循环。第五，由货币发行过多引致的物价上涨。

从2010年的物价走势来看，继2009年大部分月份CPI呈负增长且在2009年底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走势，2010年的CPI走势仅仅因为翘尾因素的影响就将呈正增长走势。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由这种翘尾因素引致的物价上行是否属于通货膨胀范畴？其次，自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处于比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格局中，虽然对外贸易的扩展有所缓解，但“储蓄＞投资+净出口”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能够形成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走势，内在机理是什么？

需探究CPI变化内在机制

按照2008年物价上涨的翘尾因素分析，2009年的物价应当呈负增长走势，但是，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所列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中，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被界定在4%左右。如此高的CPI目标，是计算缺乏科学性，还是已有一些价格调整的预案？

从该报告的“2009年主要任务”中可以看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继续深化电价改革，逐步完善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形成机制，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这意味着，在2009年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态势转好，各项经济指标比较理想时，可能启动水、电、燃气等方面的价格改革，这将推动CPI呈正增长走势。2009年5月，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进行水、电、燃气等方面的价格改革，但社会反响强烈。为了保证建国60年大庆的顺利进行，只好将这些价格改革的时间推迟到2009年的11月份以后展开，这是导致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时间在2009年11月份以后发生的主要成因。由于这些方面的价格改革在2009年最后两个月内不可能完成，所以，2010年还将继续展开，这是引致2010年CPI增长率呈正增长的重要成因。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由政府调整价格所引致的CPI正增长是否也属“通货膨胀”，需要用从紧的货币政策措施予以抑制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不仅与政府的价格调整政策相矛盾，而且将引致更为严重的宏观经济紧缩后果。

综上所述，不可将物价变动的复杂成因简单地归结到仅仅看CPI增长率走势就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分析的真谛不仅在于看数据指标的变化，更重要的还在于探究这些数据指标发生变化的成因、机理和效应，因此，必须探究CPI变化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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